股票配资交流群 1992年，邓小平谈接受香港方案：若英国拖延，解放军直接开进香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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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，由中央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权。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兴政权，对于过往的那些屈辱条约，中央人民政府的态度是：一概不予承认。

很显然，被那些屈辱条约所割去和非法租借的土地，我们也是不承认的。

其中就包括香港。

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，因为晚清政府的软弱无能，在三个不平等条约后，中央政府无法再对香港进行有效管理。

然而，当时出于种种考虑，解放军并没有在解放广东全境后，顺势直下以武力的方式解放香港，而是保持着现状不变，由此而遗留下了一个历史问题。

图|毛主席与小平同志握手（旧照）

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班子谢幕后，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班子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之上，让香港回归这个问题，是他们这一代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历史使命。

之所以要如此说，是因为在1898年签订的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中，明确了九龙半岛北部以及周边的230多个岛屿，是租借给英国的，且租期为99年。

《专条》所涉及的领地后来被称为“新界”，是香港原有领地大小的11倍，随着百年时间的慢慢同化，这部分地域也化为了香港的一部分，更准确的来说是成为了香港的大部主体。

中国政府要收回香港主权，如果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，以这个条约来作为突破口是极其不错的。

而在毛主席以这一条约所涉及的时间点和特殊性，向小平同志他们做了特殊交代的，要他们这一代人务必完成这个使命。

图|1974年5月，毛主席会见英国首相希思

1974年，

爱德华·希思

（英国前首相）访华，毛主席在中南海与之进行了秘密会晤，周总理、小平同志等人也在，在谈及香港问题时，毛主席对希思如此答复道：

“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。我们现在还不谈。”

毛主席回头问周总理：

“还有多少时间?”

周总理迅速答道：“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，租期99年，到1997年期满，距现在还有23年挂零。”

毛主席大手一挥，指了指小平同志说道：

“到时候怎么办，我们再商量吧。是他们的事情了。”

图|人民群众含泪告别毛主席（旧照）

1976年9月9日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离开了中国人民。在毛主席逝世之前，周总理和朱老总也相继离世，这是一个悲痛的年份。

然而，中国人向来会在悲痛中奋发，按照三位伟人的有关安排，中国人民将团结在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继续大踏步向前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收复香港也自然被提上议程。

小平同志可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军事将领，曾与刘伯承元帅一道率领中原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，写就了一曲曲雄伟凯歌。

图|小平同志与刘伯承元帅合影（旧照）

他本人的个性也极其刚正强悍，新中国建立后始终坚持原则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历经三起三伏而不改初心，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领导人执政中国，又岂能不在香港问题上有所作为？

近代历史中，有这么两个年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：一个是1949年，这是新中国成立的时间，标志着中国人民至此迎来了新生；另一个则是1978年，这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间，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真正迈上了富强之路。

可很少有人知道，同样是在1978年，香港、澳门等历史遗留问题被正式提上了议程。在小平同志的指示下，国务院专门成立了港澳事务办公室，为收复香港、澳门开始了不懈的努力。

图|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中国对于香港的态度从来都没有变过。

我们的立场是：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中国政府决不承认关于香港的那三个不平等条约，在此基础上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，寻找合适时机通过和平手段达成目的。

办公室成立后，开始抓住一切机会，争取向香港政府和人民释放善意，同时宣示大陆的有关政策。

当年12月，外贸部长李强去香港考察，特意对麦理浩（时任香港总督）发出了邀请。

1979年3月29日

，麦理浩做客北京，受到了小平同志等人的热情欢迎和隆重招待。

图|小平同志会见麦理浩（旧照）

在谈及香港问题时，小平同志着重摆明了大陆的立场：

“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。但可以肯定的一点，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，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。”

“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”，这句话需要细细揣摩，香港因为历史的特殊原因，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之外蓬勃发展了这么多年，我们要收复的是一个健康繁荣的“东方之珠”，而不是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寞之地。

这也就是说，需要尽可能地争取香港政府和人民的好感，那么就要尽可能地维持香港的大部分现行制度，而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，这与大陆有着本质上的冲突。

如何解决这个根本问题，才是收复香港的一个重要关键点。

图|1956年6月，周恩来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在中南海怀仁堂（旧照）

1956年，毛主席便曾提就台湾问题出过“一纲四目”，一纲是台湾只要能回归祖国，其他一切问题可以进行商量着办。依照一纲进而延伸出了四目：除过外交权外，其他诸如社会制度、军政权柄等，可以给予台湾方面最大的转圜。

1979年初，中央发表了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就海峡两岸结束对峙、和平协商给出了最大诚意，表示为了完成国家统一这个根本大计，一定“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，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”。

1981年，叶剑英元帅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，给出了进一步阐释：“国家实现统一后，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，享有高度的自治权”，并提议大陆与台湾愿对等谈判。

图|1981年9月30日股票配资交流群，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发表